本文目录
篆书书法作品
篆书书法作品如下：
1、《散氏盘铭文》_金文瑰宝][大篆范本。
2、《石鼓文》(书家第一法则(上承金文下启小篆。
3、《峄山刻石》〔秦代小篆典型代表][秦四山刻石之一。
4、《泰山刻石》〔秦代小篆典型代表][秦四山刻石之一。
5、《袁安碑》(汉代篆书典型代表。
6、《祀三公山碑》_(汉代经典缪篆碑刻。
7、《三坟记》(唐代李阳冰篆书代表作。
8、《白氏草堂记》_〔清代邓石如篆书代表作。
9、《吴均帖》_(清代吴让之篆书代表作。
10、《铙歌册》_清代赵之谦篆书代表作。
更多经典篆书作品:毛公鼎铭文、大盂鼎铭文、虢季子白盘铭文、秦公簋铭文、袁敞碑、李阳冰《谦卦铭》《怡亭铭》《城隍庙记》《舜庙碑》、邓石如《安乐窝》《朱熹四斋铭》《张子西铭》、吴让之《崔子玉座右铭》《宋武帝与藏焘敕》、赵之谦《抱朴子佚文》、杨沂孙《仲长公理乐志论》《在昔篇》、吴昌硕《心经》《小戎诗册》、赵铁山《和铭真迹》、王茁《中山篆书千字文》
袁安碑是金文吗
袁安碑是金文。中国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
中国东汉碑刻。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立。原石出土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碑高1.53米，宽约0.74米。篆书，共10行，满行16字，下截残损，每行各缺1字，故现存15行字。除第8、10两行为不满行外，其他行下一字均缺(现已考出)，仅存139字。字体结构宽博流畅，笔画较瘦。碑侧有明万历二十六年题字。碑中间有穿，位置较低。袁安碑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
袁安碑的文化解读是什么
我国自汉以来，就有写刻碑志的传统，大凡为了歌功颂德、作志纪事和保留古籍、传流书法等，无不刻碑铭志，以流芳后世。因此，碑志的文字涉及面很广，内容十分丰富。譬如有人物传记、有改朝换代、军事战争的记实，有地震、水灾、虫害的实录、有建筑物兴废历史的描述、有政府和民间制定的典章制度、法规守则的录文，还有诗赋名作的刻版等，可以说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丛书。对纂志征事、正经补史均有极为其重要的价值。除此之外，碑志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作品。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书体一直在发展、变化、革新、进步，逐渐形成篆、隶、草、真、行五种书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时代又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历代名家辈出，又有各自的艺术风格。因此，五种书体构成了特点不同，风格纷呈的繁花似锦的局面。年代越久远，留下来的书法真迹越少，就越显得碑志字迹的重要，只有碑志才能系统地反映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面貌。
中国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的汉字书写形式——小篆。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所以印章刻制，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yuàn）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笔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加之字体结构日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如轮廓、笔划、结构等），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阅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秦代灭亡后，秦小篆失去了政治上的强有力支持，很快消退了。
汉人在书写时打破了秦小篆形体的禁锢，增强了书写的自由性，加之汉代是一个恢宏八极、气势雄大的帝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够广取博纳，汉代文字就其整体说，以隶书为主。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篆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特点。这个变化的明显之处就是所谓的“隶变”。
汉代文字中，篆隶的成份常常因书写者和书写时代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倾向性。作为一个文字的转型期，隶书受篆书的影响很大，同样，汉篆受隶书的影响也很大。由于隶书渐渐成为主流，这个时期的篆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隶变的程度越来越大。仅从文字的线条上说，大小篆以圆柔为主，汉篆则以平方正直为主。从美学上说，前者典雅，后者雄浑，各擅其妙。
从汉代篆字本身来看，人们在对小篆严格规范的字形越来越熟悉的同时，对篆书文字的装饰性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因此篆字不断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各种艺术门类中，应用范围扩大，应用的心态也显得比较轻松。在这样的情况下，“随形赋彩”的情况就大大增强了。所谓“形”，就是指文字的载体；所谓“彩”，就是要表现的文字的美。在东汉时期的篆书里面“随形赋彩”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印章，此外还有碑额、镜铭砖瓦等装饰性特强的“美术字”。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
大篆
大篆
西周后期，汉字由甲骨文发展演变为大篆。
大篆，也称籀（zhòu）文。是小篆前期文字，是小篆的基础。大篆，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流行于西土秦地的汉字，相传这种字体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著，故而又称为“籀文”。大篆的形体结构比六国古文一般要规整和繁复，它上承西周春秋金文，下启小篆，发展脉络是清晰可辨的。大篆文字的代表字体是唐时出土的“石鼓文”。
小篆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隶书
关于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得罪秦始皇，被关监狱，他觉得狱官的腰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书体。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仅赦免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规定这种字体以后在官狱中使用。因为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隶书如此，楷书、行书、草书等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
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除上述“纯隶”之外，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称为“秦隶”（有“秦隶”之名，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不必细分）。长沙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此则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战国末期至秦间，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汉桓帝(147—167年)至汉灵帝(168-189年)间，当为隶书的全盛期。
隶书的产生，同后来的楷书、草书的产生一样，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倘若从文字史的角度看，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征，跨进了书写符号化的疆域。从书体史上观看，隶书则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书体演化的一大关捩。隶书的用笔，突破了篆书用笔单调的束缚，点划分明，方圆相济，轻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笔捺脚——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汉隶的雄强朴茂之风格，正从一个侧面反射出大汉帝国的壮阔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它们的创造者们，那些当时书丹的书家们，没有留下姓名，连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少得可怜。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树碑，当然是正经事，所以其书法风格庄重肃穆，当在情理之中。而汉简墨迹书法，则殊有不同之处，虽然也不失其谨严大度，但是毕竟随意些、自然些，于是，我们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汉人隶书的真面目，揣摩书家当时落笔时章法、结体以及用笔、用墨的诸般奥妙。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些汉简墨迹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章草书和类似楷书、行书的东西，这则透露了魏晋楷书和晋人行草的消息。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大批的东汉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逮及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华山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各臻妙绝。
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汉代实在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黄金季节，尤其是隶书。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
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砖刻之外，汉代瓦当亦是中国书法史的珍宝，诚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云“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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